【武汉院士口述录 第三篇】赵梓森②

一、梦想启航：学生时代的兴趣爱好

虽然赵院士接受过多次采访，但很少谈及他的祖籍地广东省中山市。尽管在外工作生活这么久，一旦提起故乡，老人家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

我父母是广东人，我生在上海，所以我广东话、上海话都能讲。小时候经常跟着父母回故乡，因为我的祖母在广东，舅父也在广东，我们回去看一下他们。我的舅父和叔叔也有在香港的，我们也会去香港看他们。后来祖母舅父都去世了，下一代就没有多少来往了。最后一次回广东中山是在（20世纪）90年代，好像是广东省科协热心帮助我“寻根”去了中山，当时我祖母的老房子还在，周围都是新建起的高楼大厦，后来舅父的儿子将房子卖掉了。广东没有亲戚，就没有回去了。

“梓”是一种用途很广的乔木，用在人名中，可引申为生机勃勃、茁壮成长、自强不息等含义。或许赵院士的父母给他取名为梓森，也寄托着这些殷切的希望吧。谈起自己的父母亲，赵院士充满着无限的自豪和怀念。

我的父母原来都是很穷困的人。我的父亲在广东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没有钱念书，没有文化，后来他自学识字，常练习写字，字能写得很漂亮。那个时候他是香港先施百货公司的售货员。香港先施百货公司是全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后来这个香港公司搬到上海去，他就随着公司到了上海。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海出生的原因。

我的母亲也是穷苦人出身，很小的时候被卖给一个医生家里当佣人，做些扫地做饭等杂事。她也是自学识字，但不像我父亲，只能勉强看报纸，字也写得不好。我母亲看到医生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她觉得有文化有知识是那么重要，所以一定要让子女都上到大学。她有八个小孩，我有三个姐姐，我是老四，后面还有弟弟和妹妹。她没有钱，就靠着踩缝纫机、做小孩衣服、开小商店卖牙膏和牙刷等来保证八个子女全部上了大学，三个姐姐在新中国成立前读的还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大学。我们八个子女通过读书都改变了命运。

我的母亲非常好，她觉得你喜欢怎么样她就根据你的意愿支持你，我后来重考大学重念书，都是需要花钱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上的大同大学是私立大学，要花很多钱，但只要我愿意，她也同意出钱让我上私立大学。所以说我的母亲很伟大。

赵院士虽然已经耄耋之年，但依然身体硬朗，精神饱满，这和他从小养成的坚持锻炼身体的习惯关系极大。

我是早产儿，生出来时个子比较小，一般的小孩都是10个月，怀胎10个月生出来，我是7个月生出来，所以小时候身体很差，稍有风吹雨淋就会生病，又害伤寒病两次差点死掉，伤寒医好后身体当然不好了。但初中的时候喜欢踢小橡皮球，经锻炼之后身体结实了，再也不生病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上大学时每天早上锻炼身体，跑步，坚持每天都跑。后来工作时分配到学校教书，学校有操场，所以当教师的时候我还是天天跑，现在不能跑了，但我每天走路，所以身体比较健康。今年我已经89岁了，争取活到一百岁。

赵院士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们展现出的强烈爱国热情和科学救国的信念深深扎根于赵院士幼小的心灵里。20世纪30年代，早年经过西方现代科学洗礼的中国第一代、第二代科学家，此时已成为中国科学界的中坚力量，他们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有着比常人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国科学社的首批成员、著名气象学家、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目睹国内科学发展的滞后和战备水平的落后，曾撰文提出严厉批评：“我国对于科学研究，平时鲜加注意，一旦战事开始，方感科学研究之重要！”当时的日本虽然在整体国力上无法与美国、苏联等大国相比，但面对近代工业体系尚未建立的中国，却占有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唯有重视科学、提倡科学，方可救民族、国家于水火之中。

谈到科技救国，赵院士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一步一步地指引他走上了科学研究道路，而日本侵华战争使他对科技救国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是在战乱中长大的。抗日战争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用大刀长矛打仗，日本肯定打不过中国，毕竟中国的人那么多；如果用飞机大炮打仗，中国打不过日本，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科技不发达，国防力量不够强大。所以我就想到要科技救国，做模型飞机、装收音机都是科技。装收音机都是胡搞，当时没有什么书可查，也没有钱去买书，就是看看人家的收音机，我们了解一下就动手了，这种收音机当时不是用的电子管，电子管很贵，我们买不了电子管，就用氧化铜做矿石收音机。因为我们没有钱去买氧化铜，而且氧化铜要到化工原料公司去买，我们没有钱又不懂，找不到这种渠道，就把那个铜用火烧一烧就叫氧化铜。其实不是这样简单，做收音机的是氧化亚铜，氧化亚铜要结晶体的，所以当我们爬到屋顶去收听时，当然也没有收到信号。模型飞机倒是做成功了，因为模型飞机比较简单。

科技救国，以及我从小的兴趣推动，这两条，让我走向了科学的殿堂。

中学时代，赵院士的一位老师的激励对他的成长影响较大，这或许更加鼓励他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更多地投入到钻研科学问题中去。同时，因为赵院士上中学时还曾经有过偏科的经历，只喜欢数理化，对文史外语不感兴趣，所以他的母亲也因为这个事情和他促膝谈心。

有个初中教师叫龚叔云，他是教化学的。我喜欢做许多实验，我就想能不能自己做点氧气，能不能自己做氢气，就写信问他要化学药品，（找一些）做氧气的药。他就给了我回话，他说“这么小就想做氧气，你将来一定会成为科学家”。这句话对我是很有激励作用的。

初中时我的数理化成绩很好，但是文科的历史地理不行，还有外语，英语和日语，当时强迫学日语，我就很反感。偏科对我的影响很大，使我考不上好的高中，好的高中都考不上，哪怕数理化都是九十几分到一百分，没有用，因为几科不及格，初中考高中就只能考了个差一点的高中——上海辅仁中学。辅仁中学在无锡是最好的高中，但上海辅仁中学是比较差的，一个大楼里只有几个小房间，没有操场，做实验要到别的中学里借别人家的实验室，但是他的教师不差，都是很好的教师。而且辅仁中学很奇怪，他选用英文的课本，语文当然是中文的，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全都是英文的，这个刚好对我帮助很大，我的英语给挽救过来了。到了高中我就醒过来了，不喜欢的课也开始好好学，母亲也警告我不喜欢的文史地理起码要及格，否则就考不上大学，没有实现梦想的基础。

赵院士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武汉来执教，还曾经负责过实验室，当时他在工作中发现自己知识远远不够用，所以经常利用晚上来学习。看到赵院士在光纤通信领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他的同学曾经不理解地问他，大学没有学这么多东西，为什么水平这么高。谈到这些，赵院士一边做着手势一边饶有兴趣地谈起了这些往事。

我是1954年从大学分配来到武汉电信学校，那一年武汉市大水，我是先到的汉口，然后坐轮渡到武昌，再到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学校被水包围，不能进校门，也只能摆渡进校门。到了学校后，学校已经开学了，当时老师的课程已经排好了，所以我就不可能教书，领导就说，那你先到实验室去吧，让我安装蓄电池，我很快就做好了。当时交给我管好几个实验室，有蓄电池实验室、通信实验室和电缆实验室等，因为我年纪轻，让我管。这样一来我的机会就来了，一方面白天就指导学生怎么做实验，要指导学生首先自己必须会，所以我要先自己摸索，学会了才能指导学生，这样我的动手能力就比较强了。很快到了学期终了，我就分配到数学物理教研组。

虽然我是1954年分配来院里（当时的武汉电信学校）当老师，其实是53年毕业，当时在南京和东北实习了一年，然后再安排工作，那时全中国都是三年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因为当时刚解放不久，周恩来总理就讲了，现在中国需要建设，提早毕业，变成三年毕业，毕业后都要实习一年，先到企业去，为企业服务。那个时候因为只是学习了三年，所以根本就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水平不高，一看当时很多苏联的译成中文的教科书，都看不懂，大学一、二、三年级的教科书都看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是因为三年中压缩了很多课程，精简了就看不懂。当老师做工作要很高的水平，所以我就每天晚上重新从大学一年级的教材开始学习，微积分、微分方程、数理方程、什么专业的无线基础等，统统重新学，大概学了两三年，天天晚上重新学，这下好了我能够看懂苏联的教科书了。后来又发现要看文章，看杂志，要看较高水平的论文，自己的英语不行肯定看不了，所以英语我也是重新学习，看书背单词背字典（简易字典），大学时强迫自己学了一点日语，那么现在要重新捡回来，好在日语里面有中文，可以猜。后来慢慢地可以看文章了，英语可以对话，可以写文章了，日语能够看就行了，这样一来水平就上来了。

大学毕业之后还在学，我大学时考第一名、第二名的同班同学很了不起，分到了邮电部北京研究院工作，有一次他碰到我，夸我说，赵梓森啊，我们大学没有学那么多东西，为什么现在你的水平那么高啊？我说，大学是四年、五年，我们当时学习都只有三年，水平更是差一点。大学毕业之后，四十年来我一直在学，天天晚上学，才慢慢补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