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院士口述录 第三篇】 赵梓森⑥

五、生活乐趣：德智体美，生活要美

在我国通信行业起步与发展的时期，赵梓森院士除了科研工作，还有教学任务与领导工作，那么他是如何协调科研工作与生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关系的呢？

我有两个小孩，女儿是大的，儿子是小的。女儿念到高中时我与她讲一定要读大学，上什么大学不重要，重要的是专业。你选择的专业一定要是社会上需要的。信息专业国家很需要，也正处在发展的信息时代，你就选择这个专业。像清华、北大我说你是考不上的，南京邮电学院通信专业可能性大。结果她考上了。一考上南京邮电学院，她后来的工作就比较简单，到处都需要信息、计算机、软件制造什么的，后来她的丈夫随公司到美国去了，她就跟着到美国去了，小孩子也带过去了。到美国后很容易找工作，计算机信息因为哪个单位都要计算机信息专业，她一下子就找到工作了。所以我跟小孩子的教育原则是：上大学是一定要上的，选什么专业要根据社会的需要，专业是最重要的，名牌大学不重要。

范老师插话：女儿高中毕业（1983年）的时候并没有确定专业，她曾想上警官学校将来搞破案。但她很瘦弱，我说你的身体不行，警官学校对身体体能要求很高。她的第二个想法是当医生，因为她小时候做扁桃体手术时接触过医生。1981年的时候光通信已在我们院落地，1983年邮电部在院里召开过一次会议，工程师以上的人都听过关于“第三次浪潮”的报告，这里面有个外国人托勒夫宣讲将来的信息社会是怎么样的。我们还看了个视频，当时接受不了，人类将会有多少的改变，听着好像很神奇，可当时我就确定了这是个信息革命，信息是摆在第一位的，所以邮电院校是好的。所以就跟她也讲了这个想法。那么，为什么报南邮（南京邮电学院）?眼睛是盯着北邮（北京邮电学院）的，我自己是北邮出来的，当然希望她去我母校，她那个分数虽过了重点线，可是不够北邮。

对小孩的要求是全面发展：德智体美，生活要美，像拉小提琴、弹钢琴、听音乐、画画、照相等，都是讲的生活美。我女儿也会拉小提琴，我教她的。儿子小时我工作太忙，顾不上他。两个孩子都喜欢画画，受他们妈妈的影响吧。

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赵院士一家也遇到过一些生活上的困难，但他们很乐观。

20世纪70年代比较困难。科技人员和其他人的待遇都是一样的。粮食定量供应，肉和油每人每月半斤，豆腐干子和酱油都要凭票供应。那时小孩在长身体的阶段，没有很多东西吃。不过我们都没把这当回事，大家都这样嘛，有的地方还差呢。

那时赵院士是激光室的负责人，那段时间他经常是白天政治学习，晚上在家里看书、做实验，从不放过一丝一毫的学习时间。谈到这些，范老师谈得很动情，她说，人必须活到老学到老。

他当时是激光研究室的副主任。由于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平时在邮电学院经常是白天在单位政治学习，回到家后就看书、做实验。1966年5月北京曾有一个“工业学大庆”的展览，无线系本来有派他去的，但有线系派我去了，他就没去成。这个展览显示电子工业将迎来“大跃进”，新技术上来了，晶体管要取代电子管··。但紧接着的“文化大革命”把这势头掩盖了。看展览中有个老师跑到北京电子管厂，那时的电子管厂已经开始生产晶体管了。晶体管的成品率当时不算高，有很多报废的。报废的晶体管将腿剪光，但总归会剩下两三毫米，还在内部便宜卖，一毛钱一个，这个老师就撸了一大批回来，我们每人分了十个。回来后这些晶体管就变成他晚上做实验的器材。他把它焊上铜丝把腿接长，然后搭各种电路，自己在家里做了示波器，做了振荡器，做了电平表，这三大仪表有了，就可以开展实验了。然后他晚上就搭电路，搞这搞那。也买成品晶体管，那是要几元到十几元一只的，有需要还得买。他还用示波管做了一个小电视机，这个电视机屏幕只有手掌心大，还是绿色的画面。不过那时没有多少人家里有电视机看，所以也很珍贵。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要派人出去会战项目，为什么他都拿得下来，这需要实践与积累。“文化大革命”前他教脉冲技术课，这是一门新课，是数字通信需要的基础。特别是电路的核心由电子管变成晶体管，每个专业教师都要赶快学习这些，可是大专院校都在年复一年地搞运动。他就是在这些年里，把这些新东西搞熟了，样样电路都做得出来，后来“唰”地一下子转到光通信就顺理成章了。所以这一个是要积累，一个是肯实践。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八九十年代集成电路上来，这些基础电路都不用自己搭，又过时了。只要拼模块，又是一次更新。所以新东西是一辈子学不完的，人必须活到老学到老。